中國文明“禮樂”性質的構成：后鄭玄時代的制禮運動
作者：陳壁生（清華年夜學哲學系傳授）
來源：《中山年夜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2025年第1期
摘要:中國文明之所以被稱為“禮樂文明”，與歷代王朝立國之后制訂禮樂親密相關。但漢代并沒有漢禮，西晉之后，才制訂包養網一朝禮樂。這種情況與漢晉之間的經學變革相關。漢代末年的經學年夜師鄭玄以禮為本，遍注群經，使“周禮”成為后代王朝制禮可以模擬的典范。而三國西晉對“承平制禮”的從頭懂得，使“承平”的內涵從合適天道的次序轉變為消弭戰爭的狀態。最終，晉初以《周禮》中的“五禮”為標準制訂晉禮，開啟了后世每一代王朝建國即制禮的歷史。一朝的禮制紛歧定徹底實施，但表白了國家認同的基礎價值包養平台推薦。制禮運動行之彌久，積之彌厚，塑造了中國文明的“禮樂”性質。
關鍵詞: 文明 禮樂 周禮 承平
東漢章帝章和元年（87年）十仲春，曹褒秉承上意，制作漢禮，撰皇帝至于庶人冠、婚、吉、兇諸禮百五十篇奏上。結果，“太尉張酺、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《漢禮》，破亂圣術，宜加刑誅。帝雖寢其奏，而《漢禮》遂不可”[1]。
和帝永元十三年（101年），張奮上疏曰：“漢當改作禮樂……先帝已詔曹褒，今陛下但奉而成之，猶周公考慮文武之道，非自為制，誠無所疑。”最終，“帝雖善之，猶未實施”[2]。
漢獻帝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鄭玄構建其禮學體系之后，在元城縣往世，包養網鄭學已經遍于全國。
鄭玄謝世二十年，全國開始三分，魏、蜀、吳一建國即制朝儀、禮制，沈約《宋書·禮志》錄其制禮之事曰：“自漢末剝亂，舊章乖弛，魏初則王粲、衛覬典定眾儀；蜀朝則孟光、許慈創理軌制；晉始則有荀顗、鄭沖詳定晉禮包養平台推薦；江左則有荀崧、刁協緝理乖紊。”[3]沈約所言不及吳，但《三國志·張昭傳》注引《吳錄》曰：“昭與孫紹、滕胤、鄭禮等，采周、漢，撰定朝儀。”[4]沈約所說的魏、蜀所定，其實是朝儀，其源在于《周官包養網》之官職；而晉初所定的，其實是禮制，來源在于《周官》春官大批伯所掌的吉、兇、賓、軍、嘉五禮。但因為鄭玄經學，使朝儀與禮制混而為一。
從全國安寧而制禮則有刑誅之譏，到一朝建國立刻制禮，百年之間，其變何遽！而此中間，相隔著鄭玄經學。王朝制作一代年夜典，恰是中國文明之所以為禮樂文明的集中表現。中國之為禮樂文明之一年夜端，是漢以后的歷代王朝在立國之后，皆制作一代年夜典，凡祀典、喪服諸方面，咸有記錄，流傳后世。職是之故，后代之修前代野史，皆得以立《禮樂志》以載其禮樂。歷朝歷代之以禮立國，使禮成為皇帝至于百姓配合的規包養網范，行之既久，積之彌厚，禮樂遂成為中國文明的基礎特征。
一、“周禮”成為典范
漢代不立一代年夜典，最基礎緣由是其主導思惟為今文經學。在今文經學的觀念中，禮樂隨時損益，是以，漢代要有本身的一代年夜典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：一是全國進進承平，承平才幹制禮；二是有新的圣人出，圣人才幹制禮。而漢代始終未至于承平，並且漢代也沒有出現“圣帝”。是以，漢代沒有本身一朝的“禮樂”，也不是以“禮”治國[5]。
自鄭玄經學年夜行于全國，鄭玄以《周禮》為本，塑造了一個新的經學體系，而其最基礎特點是經學成為禮學，“周禮”成為典范[6]。鄭玄所構建的禮學的完備性，使魏晉之后，朝廷與士人對禮的態度發生了最基礎變化。
魏與晉立國之初，時人狂言兩漢禮制殘缺。魏明帝景初元年以鄭玄經學營圜丘，下詔有云：“昔漢氏之初，承秦滅學之后，采摭殘缺，以備郊祀。”[7]以鄭玄禮學觀兩漢郊祀，故兩漢郊祀所據，只是采摭殘缺之制。《三國志·王昶傳》載，魏王昶“以為魏承秦、漢之弊，法制苛碎，不年夜厘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，而看治化復興，不成得也”[8]。以鄭玄以后之周制觀兩漢之制，則兩漢不克不及準先王之風。又如衣服之制，《晉書·輿服志》引魏秘書監秦靜曰：“漢氏承秦，改六冕之制，但玄冠絳衣罷了。”[9]《輿服志》又云：“《周禮》，弁師掌六冕，司服掌六服。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，各有等差。及秦變古制，郊祭之服皆以袀玄，舊法掃地盡矣。漢承秦弊，西京二百余年猶未能有所制立。及中興后，明帝乃始采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尚書》及諸儒記說，還備袞冕之服。”[10]經典之中，只要《周官》供給了相對完備的衣服之制，而到了鄭玄才把這套冕服軌制貫通于群經，是以，以鄭玄之后的周世冕服軌制，觀漢世之禮服，明帝以前幾乎皆缺乏論。又如諸侯冠禮，晉武帝泰始十年，南宮王承應行冠禮，有司奏：“漢魏遣使冠諸王，非古典。”[11]經書中沒有諸包養侯冠禮，皇帝要遣使加命，故言其“非古典”。《晉書·禮志》歸納魏晉制禮的基礎佈景有云：“漢興，承秦滅學之后，軌制多未能復古。歷東、西京四百余年，故往往改變。”[12]概而言之，鄭玄經學轉向禮學，并供給了一套相對完備的“周禮”。魏晉之后，鄭學行于全國，魏、晉之君欲治禮樂，單是遵從漢制，已經包養遠遠不夠，是以，必須要在漢制的基礎上，再加上鄭玄經學所塑造的“周禮”。
而鄭氏家法被廣泛接收，在中國歷史上形成極年夜的影響。
起首，經學從以《年齡》為綱的今文經學體系，轉向以《周官》為本的古文經學體系。經學不再是孔子“為漢制法”的一套年夜義，而是前代王官之學與孔子制作之義的綜合，由此，經學的意義發生轉變，從孔子直接為漢代所作的一套抽象價值，轉向周公為周代制作的一套禮制典范。也就是說，在新的經學體系中，周代成為一個“典范的朝代”，周禮成為典范的禮。思惟價值的教化意義，是每一代人將思惟價值因時隨機應變地轉化為軌制，例如把通三統、親親相隱變成具體的政治、法令軌制；而禮制典范的教化意義，則是每一代人采摭、參考、模擬部門內容以為今用，例如模擬周代的喪服軌制、郊祀禮儀等。
其次，經學的教化意義，從抽象義理轉化為具體典禮。以《年齡》為綱的經學義理，分歧的時代、分歧的學者，有分歧的運用方法，是以，經典之喪制無不言三年之喪，經典之刑法無不言五等肉刑。但漢文帝改短喪、廢肉刑，兩漢經師皆以為善制，此明于古今、通達國體者也。以周禮為典范的經學體系，在教化過程中便會出現大批的問題，因為假如以周禮為典范，必定要遵從經書中的具體禮制，當朝廷政教要運器具體禮制的時候，具體禮制便會轉化為直接的政治規范。例如三年之喪問題，在兩漢幾乎從來不成問題，魏晉一開始實行，便發現左支右絀，于是出現杜預的“包養網 花園既葬除服”這種完整分歧經義，卻廣受認同的懂得方法。其最基礎緣由就在于，禮制無法完整直接轉化為政治規范。在魏晉六朝之時，大批類似的禮學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，例如太子能否有爵有謚，卿年夜夫能否有主等。但是在爭論中，也構成了一套新的以禮為本的政教理論。
再次，鄭氏家法以《周官》為本，《周官》春官大批伯所掌吉、兇、賓、軍、嘉五禮，供給了一套完美的禮類標準，使“禮”的概念、范圍獲得了最終的確定。在鄭玄之前，《儀禮》的禮類標準包含冠、婚、喪、祭等人生禮儀，這缺乏以為經國年夜典。而鄭玄之后，以《周官》為本遍注群經，《周官》大批伯的五禮，所觸及者皆為一代經國年夜典，且既統合《儀禮》之禮，又貫通《詩》《書》之禮，同時重整秦漢之禮。
經學經過鄭玄的改革，幾乎徹底改變了其內在性質與形態，在文獻上、思惟上都完整分歧于兩漢博士今文家說。鄭玄之后，新的歷史精力得以從頭塑造，以周禮為典範的三代之治，成為中國歷史的典范，尤其是周禮成為禮樂之治的文明典范，周公的政管理想、立國精力垂范萬世，三代的德位合一、圣王之治，真正成為中國文明的品德幻想。三代之治尤其是周公之禮，成為中國文明次序的源頭。又，鄭玄以三禮之書，熔鑄一家之學，鄭玄之后，禮學即“三禮”血脈貫通、圓融無礙之學，禮學塑造了新的政治規則。并且任何一個新的朝代創立，都需求新的政治規則包養網，因此需求制禮。簡言之，鄭玄之后，一代王朝創制一代年夜典，在理論上才成為能夠。並且，鄭玄的三禮體系，既有《周官》的職官，又有《儀禮》的典禮，職官與典禮相結合，而《周官》春官大批伯所掌五禮，其記述禮儀的系統性，使后世王朝制禮有了最好的典范。
二、“制禮”運動
在“后鄭玄時代”，自三國兩晉開始，貫穿于中國歷史之中，年夜凡一家一姓立國，在立國之初即裁定國禮。不單這般，后世史家記述一代之史，自《宋書》《晉書》始，其《禮志》皆以五禮為標準。鄭玄以禮注經，使仲尼之所以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者，要在禮學，故在歷代制禮行禮的運動中，禮學遂成為中國文明之典憲。
三國繼漢之后，立國之初即定典禮，但所定典禮的性質并不完整雷同。沈約《宋書·禮志》云：“自漢末剝亂，舊章乖弛，魏初則王粲、衛覬典定眾儀；蜀朝則孟光、許慈創理軌制；晉始則荀顗、鄭沖詳定晉禮；江左則荀崧、刁協緝理乖紊。”[13]沈約詳述魏晉創制典禮情況，以禮學觀之，此中事實上有兩類“禮”，第一類是魏、蜀、吳制作的朝儀，其性質如叔孫通為漢高祖制作的朝儀，這并非真正意義上的“制禮”；第二類是晉初制訂的“晉禮”，其性質如曹褒制訂漢禮，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王朝制禮。但因為鄭玄經學，這兩類制作已經混為一談。而在三國時期，“制禮”已經成為廣泛呼聲，成為一時包養風尚。
三國立國即制朝儀，而這一時期，“制禮作樂”問題幾乎已經成為朝野共識。早在漢末年夜爭之世，時既未承平，也無圣人，而有識之士已有制禮以為武功之議。《彧別傳》引荀彧言于曹操有云：
今公外定武功，內興文學，使干戈戢睦，年夜道風行，國難方弭，六禮俱治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。既樹德建功，而又兼立言，誠仲尼述作之意；顯軌制于當時，揚名于后世，豈不盛哉！若須武事畢而后制作，以稽治化，于事未敏。宜全國年夜才通儒，考論六經，改定傳記，存古今之學，除其煩重，以一圣真，并隆禮學，漸敦教化，則霸道兩濟。[14]
荀彧用周公致承平的行跡，證明外定武功以統一全國，與內興文學以制訂禮樂并無牴觸，並且，假如到了戰亂結束才開始“制作”，那就太遲了。是以，荀彧建議曹操在完成一統年夜業的同時，征集儒家，制作禮樂，這樣國難停息之時，已至禮樂彬彬之境。在荀彧的建議中，禮樂并不是國家安寧之后“積百年而后興”的產物，而是推動國家建設，在國家建設中不斷完美的軌制規范。並且，從“若須武事畢而后制作”一語可以看出，在荀彧看來，只需是有天子之位，便可以制作，不須承平之世，不須圣人在位，這種懂得，與兩漢今文家承平制禮之說完整相反[15]。
魏建國之后，曾在荀彧門下的劉邵長于禮學，《三國志》云，在魏明帝往世之前，劉邵“又以為宜制禮作樂，以移風俗，著《樂論》十四篇，事成未上。會明帝崩，不實施”[16]。還有王昶，在魏明帝即位之后，加揚烈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《三國志》云：“王昶雖在外任，心存朝廷，以為魏承秦、漢之弊，法制苛碎，不年夜厘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，而看治化復興，不成得也。乃著《治論》，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余篇。”[17]王昶以為必須年夜改國典，以合適先王之風，達到“治化復興”的目標，其軌制改造包括了禮樂的制作。而劉邵婉言應該“制作禮樂，以移風俗”，同樣是通過禮樂，依準先王之道，以達年夜治。三國時期，全國不曾一統，且三國之爭，戰亂頻仍，而制禮之聲不絕。不過，魏明帝一朝，在根據鄭玄經學來矯正朔、制郊丘等禮樂制作方面，年夜異于前王，故有此制作禮樂的思惟出現。
魏國之外，吳國有韋曜擅禮，《三國志·韋曜傳》載，韋曜被支出獄，華覈連上疏救曜，有云：“伏見前后符瑞彰著，神指天應，繼出累見，一統之期，庶不復久。事平之后，當觀時設制，三王不相因禮，五帝不沿襲樂，質文殊途，損益異體，宜得曜輩，依準古義，有所改立。漢氏承秦，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，曜之才學，亦漢通之次也。”[18]認為全國即將一統，立刻就要制作禮樂，而韋曜才幹如叔孫通，可以幫助吳國統一全國包養網之后定一代禮樂。而華覈上疏所云，認為叔孫通所定的“一代之儀”，即是“制禮作樂”，這是鄭玄禮學興起之后對“禮”的概念從頭定義所帶來的影響；並且全國一統之后便可以制作禮樂，同樣也是鄭學之后才構成的觀念。
三國立國之初制訂朝儀，而西晉立國則制訂禮樂。據《晉書·文帝紀》，咸熙元年司馬昭平蜀之后，“秋七月，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，中護軍賈充處死律，尚書仆射裴秀議官制，太保鄭沖總而裁焉。始建五等爵”[19]。司馬昭所立一朝官制、禮儀、刑律，是在為晉朝一代年夜典做準備。在這里，官制與禮儀區分開來，也就意味著魏、蜀、吳所立朝儀既有官制，又有禮制，至此劃分而二。在當時而言，官制的源頭是以《周官》為基礎而至于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，漢官之書，也都在包養此中。而禮制的源頭是《儀禮》，但沒有“漢禮”可以參考。那么，荀顗究竟應該若何定“禮儀”，便成為一個年夜問題。
荀顗為荀彧之子，《晉書·荀顗傳》云：“及蜀平，興復五等，命顗定禮儀。顗上請羊祜、任愷、庚峻、應貞、孔顥共刪改舊文，撰定晉禮。”[20]《晉書·禮志》亦云：“及晉國建，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，撰為新禮，參考今古，更其節文，羊祜、任愷、庾峻、應貞并共改定，成百六十五篇，奏之。”[21]荀顗所撰晉禮，今已不存，據時人摯虞所述，“顗為百六十五篇，篇為一卷，合十五余萬言”[22]。荀顗撰定晉禮之后，并沒有真正實行，太康初年，由尚書郎摯虞討論之，《摯虞傳》云：“時荀顗撰《新禮》，使虞討論得掉而后實施。”[23]今《晉書·禮志》留下了部門荀顗晉禮與摯虞駁正的記錄。摯虞上表言荀顗所制晉禮必須損益，一開頭便云：
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《五禮》。[24]
荀顗所制的晉禮，是以“五禮”作為標準，這既是三代之后，中國歷史上初次由國家制作一包養網代年夜典，也是初次在制作一代年夜典的時候以《周官》春官大批伯所掌的吉包養網排名、兇、軍、賓、嘉五禮作為禮類標準。其示范意義，垂二千年而不變。這一個步驟的完成，實歷經叔孫通、劉歆、張奮、曹充、曹褒、班固、鄭玄等有漢一朝數代經師的經學摸索，以及軌制文明的積累而達成的結果。此中，叔孫通雜合秦儀以制作漢儀，劉歆、班固呼吁據古文以制作年夜儀，張奮、曹充呼吁年夜漢當制禮作樂，曹褒據《儀禮》以制訂漢禮。直至鄭玄遍注群經，使群經成為以周公之法為主的“周禮”，周禮成為制作一朝典禮的典范。這種典范意義，有兩個方面的影響：起首，在以《年齡》為綱的經學的主導下，只要圣人致承平之后才幹制作一代年夜典，到了以《周官》為本的經學，歷史上的周禮成為制作一代年夜典的典范，無圣人之德、非承平之世，也可以通過模擬周禮而制作一代年夜典；其次，《周官》春官大批伯所掌的五禮，成為新的禮類標準，在鄭玄的懂得中，五禮成為周公之法中新的禮類總稱，《儀禮》之禮類盡在此中，上可以貫穿孔子之前的堯舜三代典禮，下可以垂范孔子之后的歷代王朝制作國禮。
三、“承平可致”
在兩漢今文經學中，圣人、承平、制禮，三種概念共為一體。“承平”的標準在天不在人。“承平”是政治的完成狀態，即人世間的次序能夠完整合適天道。是以，只要生成的圣人，圣性來自于天，才幹夠真正動靜合于天道。當圣人而得王位，便可以使人間次序按照天道而樹立。這時的人間次序，才是“承平”狀態的次序，其具體表現是皇帝主政，諸侯輔國，四海來朝，吉祥紛出，此時圣王才幹制禮作樂。制禮作樂不是樹立次序，而是在次序已經完成之后，通過禮樂教化，使次序穩定下來，長治久安。正因這般，一代之禮樂是國家已經完成的天然產物，而不是幫助國家完成的軌制東西；禮樂是圣人根據天道確定標準，不是賢者根據現實制作規范。董仲舒《年齡繁露·考功名》云：“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包養，圣人積聚眾善以為包養功。故日月之明，非一精之光也，圣人致承平，非一善之功也。”[25]圣人的政教意義，即在于“致承平”。
但是在兩漢四百余年歷史中，承平一向未至。漢世一向無圣人、未承平、不得制禮，導致今文家的“承平”觀念遭到了嚴重的挑戰。無論是《漢書·禮樂志》對“久曠年夜儀”的感歎，還是漢明帝命曹褒制作漢禮，都是對“承平制禮”思惟的反應。而在思惟上，存世文獻最典範的包養網是王充《論衡·宣漢篇》的敘述：包養
儒者稱五帝、三王致天下昇平，漢興已來，未有承平。彼謂五帝、三王致承平，漢未有承平者，見五帝、三王圣人也，圣人之德能致承平；謂漢不承平包養者，漢無圣帝也，賢者之化，不克不及承平。又見孔子言“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”！方今無鳳鳥、河圖，瑞頗未至悉具，故謂未承平。此言妄也。[26]
漢人以圣性天授，非圣人不克不及致承平，非圣人、承平不克不及制禮樂，承平須有真正的吉祥，導致漢世不如三王。王充之言，“此言妄也”之前，皆今文家說之至理，漢世經師之明察。王充與班包養網固粗包養網略同時，無法接收年夜漢之不如三王，既無圣人，又未承平，因此奮筆張漢，以為“周不如漢”[27]。就承平而言，“夫文帝之時，固已平矣，歷世持平矣。至平帝時，前漢已滅，光武中興，復致承平”[28]，漢文帝、光武帝都已經進進承平之境；就圣人而言，“漢之高祖、光武，周之文、武也。文帝、武帝、宣帝、孝明、今上，過周之成、康、宣王”[29]，漢高祖、光武帝都是圣人。是以王充以為：“儒者稱圣泰隆，使圣卓而無跡；稱治亦泰盛，使承平絕而無續也。”[30]其說奇崛，而其情甚可憫也。包養網比較
王充所引儒者之說，以為“漢不承平者，漢無圣帝也，賢者之化，不克不及承平”。到了三國時期，再次惹起爭論。據《三國志·司馬朗傳》載：
鐘繇、王粲著論云：“非圣人不克不及致承平。”朗以為伊、顏之徒，雖非圣人，使得數世相承，承平可致。[31]
這是漢晉之變在思惟觀念上的表現之一。在當時制作一代年夜典的風潮之下，討論“非圣人可否致承平”問題，自己便意味著在對圣人、承平、制禮問題的懂得上對漢代思惟的衝破。鐘繇、王粲之論，固為漢人舊義，而漢唐之間對圣人的懂得，幾乎都完整分歧地認為圣人生成，不成學而至。那么，歷經四百余年的漢代，作為三國時人而言，承認漢人此說，幾乎是承認“承平”的到來完整依賴于歷史偶爾性，任何天子年夜臣、經師儒者的盡力，對真正的“承平”毫無意義。與之相關，未至承平，只能損益朝儀，不克不及制禮作樂。而司馬朗之說，亦與王充《論衡》中儒者以為“賢者之化，不克不及承平”相呼應，不過比王充更為節制審慎的是，司馬朗并不以為遍地“圣人”，而是認為伊尹、顏回這些年夜賢，他們不是圣人，但假如數世都有他們這些年夜賢化平易近，則承平也可得而致。在司馬朗這里，“承平”的標準已經由天而至于人。司馬朗此說忽視圣人與賢人的最基礎性區別，以為在教化上，時間可以取代德性，以圣人之德與賢人之德教化全國，其區別在後果的遲早。這樣懂得的“承平”，只能說是良政美俗，而與天道可謂完整無關。事實上，司馬朗是面對現實政治的需求，將一個最基礎性的理論問題，轉化為現實中可操縱的問題。司馬朗之論，獲得了魏文帝曹丕的贊賞，《魏書》云：“文帝善朗論，命秘書錄其文。”[32]
而到了晉代，撰寫《魏氏年齡》《晉陽秋》的有名史家孫盛評論鐘繇、王粲、司馬朗曰：
繇既掉之，朗亦未為得也。昔湯“舉伊尹，而不仁者遠矣”。《易》稱“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”。由此而言，圣人之與年夜賢，行躲道一，舒卷斯同，御世垂訓，理無降異；升泰之美，豈俟積世哉？“惡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往殺”。又曰：“不踐跡，亦不進于室。”數世之論，其在斯乎！方之年夜賢，固有間矣。[33]
孫盛認為，鐘繇、王粲之掉，是不知圣人與年夜賢在教化問題上的配合性。成湯舉伊尹，孔子贊顏回，可見圣人與年夜賢在教化上是完整分歧的，圣人可乃至承平，年夜賢天然也可乃至承平。而司馬朗之掉，是以為年夜賢需求數世相承才幹致承平，假如圣人與年夜賢行躲之道無二，何須數世？以孫盛之見，則“承平”完整掉往了今文家的特別意義，而年夜致相當于消弭戰亂罷了。這種“承平”之下的王朝制禮，事實上是確立一個王朝的基礎規范。后來每一朝代立國即制典禮，恰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懂得禮樂問題。
晉初，在歷經三國決裂數十年之后，全國從頭一統，當時之人將這種統一狀態稱為“承平”。晉武帝時，段灼上書云：“今之言世者，皆曰堯舜復興，全國已承平矣。臣獨以為未，亦竊有所勸焉。”[34]段灼所說的全國已經“承平”，事實上是晉平吳之后，全國復歸于一統而消弭戰亂。但當時已多在此意義上用“承平”一詞。《武帝紀》載，晉武帝即將稱帝的咸熙二年八月，“長人見于襄武，長三丈，告縣人王始曰‘今當承平’”[35]。《晉書·樂志》載，武帝受禪之后，乃令傅玄制樂，宣揚司馬氏代魏之好事。此中對晉文帝之樂，“改《上陵》為《文皇統百揆》，言文帝始統百揆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