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權的限制
作者：吳鉤
來源：作者賜稿
原載于 “我們都愛宋朝”微信公眾號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初八日癸未
耶穌2023年9月22日
明天許多人以為天子必定是口含天憲、出口為敕，但這一想象并分歧宋朝史實。我仔細講究過宋代君主所遭到的種種約束，其完備性可謂為歷代所不及，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普通性約束，也有其他王朝所無的特別約束。
兩宋三百余年，從未誕生過一個獨裁的君主，卻是有名的權相出現了一年夜串，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名單：王安石、蔡京、秦檜、韓侂胄、史彌遠、賈似道，等等。宋代能夠沒有很好地解決權相專制的問題，但君權則是遭到了有用限制。
我將宋朝君主所遭到的約束歸納為10項。上面我們逐一考核。
天·誓約·事理
起首讓我們從現代帝王心目中最不成褻瀆的奧秘氣力——“天”說起。
在秦始皇樹立帝制之后，天子是至高無上的，漢代時董仲舒提出“屈平易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” ，才在皇權之上設置了一個更高位階的“天道”，將“絕對皇權”改革成“相對皇權”。現在受過感性啟蒙的人們似乎難以想象前人對于天的敬畏，但對于前人來說，他們確實信任上天有一雙眼睛盯著人間，并通過災異向掉德的統治者提出正告。元豐八年（1085），神宗天子駕崩，太皇太后垂簾聽政，呂公著這么告訴太皇太后：“天雖高遠，日監鄙人，人君動息，天必應之。若修己以德，待人以誠，謙遜靜愨，慈孝忠誠，則天必降福，享國永年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；若慢神虐平易近，不畏天命，則或遲或速，殃咎必至。”
對天的敬畏，也確實在必定水平上約束了宋朝君主的行為，如咸平六年（1003），“有星孛于井（宿）、鬼（宿），年夜如杯，色青白，光線四尺余”，這一變態的天象讓宋真宗誠惶誠恐，對宰相說，“朕德薄，致茲謫見，年夜懼災及吾平易近，密邇誕辰，宜罷稱觴之會，以答天譴。” 誕辰Party都不敢舉行了。
而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當宰相富弼聽聞有人在宋神宗眼前“言災異皆天數，非關人事得掉所致者”，覺得很是憂慮：“人君所畏惟天，若不畏天，何事不成為者？此必奸人欲進邪說，以搖上心，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，是治亂之機，不成以不速救。”當即“上書數千言，力論之”。從科學感性的角度來看，那位跟神宗說“災異非關人事得掉”的臣僚似乎很有事理；但從政治邏輯的角度來說，富弼的憂慮無疑更具聰明：君主敬天，才不敢獨行其是；若出于祛魅，將君主對天的敬畏消解失落，只會有利于皇權專制主義的天生。
后來神宗暫罷新法，很年夜水平上也是出于對天的敬畏。我們了解，熙寧變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，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，又趕上了年夜旱災，“東北流平易近，每風沙霾曀，扶攜塞道，羸瘠愁苦，身無完衣。并城平易近買麻糝麥麩，合米為糜，或茹木實草根，至身被鎖械，而負瓦楬木，賣以償官，累累不絕”。
有一個叫做鄭俠的小官，不忍看流平易近流離掉所，繪成《流平易近圖》，上書宋神宗，請求罷往新法，并說：“如陛下行臣之言，旬日不雨，即乞斬臣宣德門外，以正欺君之罪”。神宗天子“反復觀圖，長吁數四，袖以進，是夕，寢不克不及寐”。來日誥日，詔令“青苗、免役權息追呼，方田、保甲并罷，凡十有八事。平易近間歡叫相賀”；“越三日，年夜雨，遠近沾洽”。
顯然，天作為節制人間君權的超驗之維，在宋代政治運行過程中的感化是不成忽視的。當然，這種來自于天的約束非宋朝所獨有，不過接下來我們要說的另一道約束君主的超驗之維，則是宋代獨有的，那就是“誓約”。誓約為宋太祖所立，每一任嗣君即位之初，都必須恭讀這份誓約。對誓約一事記述最詳者，為簽名陸游的《避暑漫抄》：
藝祖（即宋太祖）授命之三年，密鐫一碑，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，謂之誓碑。用銷金黃幔蔽之，門鑰封閉甚嚴。因敕有司，自后時享及新皇帝即位，謁廟禮畢，奏請恭讀誓詞。是年秋享，禮官奏請如敕，上詣室前，再拜升階，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，余皆遠立庭中。黃門驗封啟鑰，先進焚噴鼻、明燭、揭幔，亟走出階下，不敢仰視。上至碑前，再拜，跪瞻默誦訖，復再拜而出，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。
自后列圣相承，皆踵故事，歲時伏謁，恭讀如儀，不敢漏泄。雖腹心年夜臣如趙韓王、王魏公、韓魏公、富鄭公、王荊公、文潞公、司馬溫公、呂許公、（呂）申公，皆全國重看，累朝最所倚任，亦不知也。
靖康之變，犬戎進廟，悉取禮樂祭奠諸法物而往，門皆洞開，人得縱觀。碑止高七八尺，闊四尺余，誓詞三行。一云：“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，縱犯謀逆，止于獄中賜盡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連坐支屬。”一云：“不得殺士年夜夫及上書言事人。”一云：“子孫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。”
靖康末年，徽宗、欽宗兩帝被金人所擄，有一位叫做曹勛的官員隨徽宗北狩，未久他有了一個機會逃歸南邊，臨行前，徽宗向他囑托國事：“歸可奏上（指宋高宗），藝祖有約，躲于太廟，誓不誅年夜臣、言官，違者不祥。故七祖相襲，未嘗輒易。”
我們應該怎么懂得這份誓約呢？你可以說它是太祖的遺詔，但更準確地說，這其實是宋皇室與上天之間的立約，趙宋的君主假如違背誓約，則“天必殛之”。在天遭到人間敬畏的時代，這樣的“誓約”具有比普通的遺詔更年夜的約束力。從歷史事實來看，兩宋三百多年，天子也確實不敢違背這份誓約。
只要宋高宗破過例、開過殺戒，于建炎元年（1127）殺了“伏闕上書，力詆和議”的太學生陳東、平民歐陽澈。這能夠因為當時處于戰時狀態；並且，在靖康之變中倉促即位的趙構自己，不成能了解有這么一塊躲于太廟夾室的誓碑，也未親歷“恭讀包養網推薦誓詞”的莊重儀式，即便聽曹勛轉述過“誓不誅年夜臣言官”的太祖遺訓，畢竟跟對著誓碑立毒誓的感觸感染紛歧樣。
不論怎樣說，趙構殺上書言事之人，無疑變節了太祖立下的誓約，不用替他辯護。數年后，他自己也不得不為誅殺陳東與歐陽澈之舉表現悔罪：“朕初即位，昧于治體，聽用非人，至今仇恨。贈官推恩，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，可更贈官賜田。雖然，逝世者不成復生，追痛無已。”
假如我們對比其他王朝，不論是漢唐，還是明清，都有許多士年夜夫因為言論罪而受戮，就會信任宋朝君主跟上天的這項立約是多么的難能可貴。
在宋朝，還有一道對君主的約束也具有超驗的性質，那即是“事理”。其淵源也是來自宋太祖：“太祖天子嘗問趙普曰：全國何物最年夜？普熟思未答間。再問如前，普對曰：事理最年夜。上屢稱善。” 開國天子認同“事理最年夜”，即意味著承認權力不是最年夜、皇權不是最年夜，皇權之上，還有“事理”。君主雖號為至尊，但在“事理”之前不克不及不低頭：“全國惟事理最年夜，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” 。
從台灣包養“事理”二字，宋朝理學家姚勉推表演一個完全的“道統譜系”：“天開我朝，道統復續。藝祖天子問趙普曰：‘全國何物最年夜？’普對曰：‘事理最年夜。’此言一立，氣感類從；五星聚奎，異人間出：有濂溪周惇頤倡其始，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，有關西張載翼其派；南渡以來，有朱熹以推廣之，有張栻以講明之。于是全國之士亦略聞古圣人之所謂道矣。” “事理”被闡釋為“道統”，具有超驗的永恒價值，由士年夜夫發現并闡發出來。
另一位理學家真德秀則將“事理”闡釋為“公議”：“臣聞全國有不成泯沒之理，最基礎于人心、萬世猶一日者，公議是也。自有六合以來，雖甚無道之世，決裂天常、隳壞人紀、敢為而弗顧者，能使公議不可于全國，不克不及使公議不存于人心。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：公議即天道也。”
不論將“事理”解釋成道統，還是甜心寶貝包養網公議，它都高于君權，并且其闡釋權不歸君主，而歸士年夜夫。
祖宗法·條貫·國是
假如說，作為道統之所系的“事理”有點類似于“天然法”的概念，那么宋人念茲在茲的“祖宗法”，則類似于“習慣法”的概念。
宋明兩代最重祖宗法。宋朝每有新君即位，都要強調一遍對“祖宗成規”的忠誠：太宗即天子位，聲名他將“恭稟遺訓，仰承法式，不敢逾違”；真宗即位，亦稱“先朝庶政，盡有成規，務在遵行，不敢掉墜”；仁宗即位，誠惶誠恐說“凡百機務，盡有成規，謹當奉行，不敢掉墜”；英宗即位，還是重申“悉有成規，惟謹奉行”；神宗即位，也是謙稱“雖寡德之未類，敢舊章之或隳”……
不過，宋明二朝祖宗法的構成機制又有很年夜差別，明朝的祖宗法是由開國天子朱元璋親手訂立、頒行的成文法，請求子孫永久遵照：“今令翰林編輯成書，禮部刊印以傳永遠。凡我子孫，欽承朕命，無作聰明，亂我已成之法，一字不成改易。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，而六合、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！” 宋代的祖宗法，卻不是哪一個天子制訂的，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、包養網比較習慣、慣例、故典所組成。特別需求指出的是，這些故典與慣例的收拾，凡是都是由士年夜夫群體來完成，士年夜夫在篩選、闡釋祖宗法的過程中，毫無疑問融進了儒家的管理幻想，因此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克不及說是哪一位趙宋天子自己的意思，而是士年夜夫集體塑造出來、經過漫長時間構成的非成文憲法性慣例。
祖宗法旨在約束君主行為、確立政治運行原則，這一點跟規范士平易近行為的普通性法令有著本質性的差異。當現任君主做出不合適儒家幻想的行為時，士年夜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，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。宋真宗曾經想給他寵信的內侍劉承規討個節度使的名銜，宰相王旦即以“陛下所守者，祖宗典故，典故所無，不成聽也”為由，斷然拒絕了真宗天子的請求。
在非成文的憲法性慣例之外，宋朝當然也有規范皇室行為的成文法，叫做“條貫”。開國之初，宋太祖已意識到條貫乃是預包養站長防后世君主肆意妄為的妙法：“太祖即包養犯法嗎位，嘗令后苑作造熏籠。數日甜心寶貝包養網不至，太祖責怒。擺佈對‘以事下尚書省、尚書省下本部、本手下本曹、本曹下本局，覆奏，又得旨，復依，方下制造，乃進御。以經歷諸處，行遣至速須數日’。太祖怒曰：‘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？’擺佈曰：‘可問宰相。’上曰：‘呼趙學究來！’趙相既至。上曰：‘我在平易近間時，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；今為皇帝，乃數日不得。何也？’普曰：‘此是自來條貫，蓋不為陛下設，乃為陛下子孫設，使后代子孫若非理制造奢靡之物、破壞錢物，以經諸處行遣，須有臺諫理會。此條貫深意也。’太祖年夜喜，曰：‘此條貫極妙！若無熏籠是甚大事也。’”
依照宋朝的條貫，內廷要增加幾只取熱用的“熏籠”，需經過繁復的法式，層層審批，走完這些法式，最快也得幾個任務日。其間假如臺諫覺得不當，還可以駁退歸去。宋太祖草莽出生，對這樣的條貫開始時很不耐煩，但經過宰相趙普的解釋，太祖就清楚過來了，廟堂不比平易近間，平易近間可以用數十錢買一熏籠，皇室的費用取之平易近脂平易近膏，當然需有條貫約束，否則后世君主揮霍無度，豈不后患無窮？
從實際的情況來看，這一條貫對于宋朝君主是有約束力的，如宋仁宗“好食糟淮白魚”，但是按“祖宗舊制，不得取食味于四方”，所以“無從可致”，一向過不了吃一頓糟淮白魚的嘴癮。后來，還是宰相呂夷簡家中有糟淮白魚，呂夫人便給皇后送了兩筐魚。又如宋代的內廷嬪妃，例分五等，各有俸錢，天子不克不及隨便給寵愛的嬪妃升工資，曾有幾名妃子纏著宋仁宗“請降御筆進官”，天子答應了，“取彩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”，至給俸日，這幾包養甜心名妃子“各出御筆乞增祿”，但有司以分歧條貫為由，“悉退回”，眾妃只好找天子投訴，將御筆彩箋撕失落，說：“元來使不得。”仁宗“但笑而遣之”。
除了不成文的憲法性慣例（祖宗法）、成文的通俗法（條貫），宋朝還有一項特定時期內實施的機制——“國是”，也對君主構成了約束。
所謂“國是”，是指君主與士年夜夫集團配合約定、制訂的“基礎國策”。北宋後期崇尚“異論相攪”，“異論相攪”包養一個月價錢有好處，眾人均能各抒己見，暢所欲言；但也有壞處——無所適從，爭吵不休。熙寧年間，朝廷為順利奉行新法，變“異論相攪”為“共定國是”，“國是”確立下來之后，天子與廷臣都配合遵照，不成再爭執不下，用南宋初宰相李綱告訴高宗的話來說，“古語有之云：‘愿與諸君共定國是’。夫國是定，然后設施注措包養女人以次奉行，上有素定之謀，下無趨向之惑，全國事不難舉也。”
“國是”非君主一人決定，而必須與執政年夜臣協商，達成君臣共識；並且，“國是”對君主與年夜臣均有約束力，天子想單獨更改“國是”，并不是一件不難的工作；年夜臣則可以借“國是”掣肘皇權。元豐五年（1082），宋神宗有興趣兼用變法派與守舊派，“欲取新舊人兩用之”，說“御史年夜夫非司馬光不成”。但宰相蔡確分歧意，來由就是“國是方定” ，若升引守舊派領袖司馬光，生怕會動搖變法的“國是”。神宗還能怎樣？只好放棄司馬光。
“國是”的概念在北宋神宗朝構成之后，一向貫穿至南宋時期，如南宋秦檜執政期間，“長期包養和議”即是國是。
經筵·史官·公議
後面我們提到的司馬光，當過史館檢討、翰林侍讀學士，這兩個職務又代表了別的兩項約束君主的機制：史官軌制與經筵軌制。
經筵是一項特別的教導軌制，以帝王為教化的對象，旨在通過包養網站講筵，讓帝王清楚和汲取歷代興亡的教訓、熟習和接收儒家的經義。但經筵不僅僅是御前教導，從更深層次看，經筵乃是一項精妙的政治軌制，目標在于用儒家義理馴化皇權，用儒家的話來說，這叫做“格君心之非”，“君德成績責經包養意思筵” 。
宋朝是經筵軌制發展成熟的時期，國家設立了專門的機構（講筵所）和經筵官（翰林侍讀、侍講），訂立了經筵的法規（《講筵式》），有固定的講筵時間（每年仲春至端午、八月至冬至，凡是為隔日一講）、講筵場所（北宋為邇英閣，南渡后普包養俱樂部通稱講筵閣）與講筵科目（講經與講史）。宋朝君主不論是有為之君（如包養平台神宗、孝宗），長期包養還是庸常之君（如真宗、英宗），都比較溫良，這跟經筵的教化是分不開的。
傳統的史官軌制也是讓君主心存顧忌的氣力。呂公著曾告誡宋神宗：“人君一言一動，史官必書。若身有掉德，不唯平易近受其害，載之史策，將為萬代譏笑！故當夙興夜寐，以自修為念。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雖小善不成不可，在小惡不成不往。” 是以，假如君主在乎身后的歷史聲名，行事就不克不及不有所顧忌：“宋太祖一日罷朝，昂首不言者。久之。內侍王繼恩問其故，上曰：‘早來前殿指揮一事，偶有誤掉，史官必書之，我所以不樂也。’”
當然，要讓君主對歷史心存敬畏，史官的獨立性很是主要。在宋朝包養行情，堅持史官的獨立性是士年夜夫的一項共識。北宋人劉燾在太學讀書時，閱讀《史記》，看到書中有“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之句，便跟同學夸口說：“明日考試，我必用此句。”第二天太學考試，出的策論題是“論《神宗實錄》”，與軍事毫無半點關系。但這難不倒包養sd劉燾，他答道：“秉筆權，猶將也，雖君命有所不受。”結果他的策論獲得第一名的評分。這里值得留意的不是劉燾的急智，而是宋人關于歷史書寫的認識：史官具有獨立的“秉筆權”，不受君命所擺佈。
按宋朝慣例，君主與年夜臣議事的任何場合，都需求有史官在場。這跟現代政治中的電視直播有著類似的效能，都是政治通明度的體現，只不過一個是即時公開，一個是留給歷史與后人。宋哲宗時，“包養意思年夜臣上殿，有乞屏擺佈及史官者”，即這個年夜臣想跟天子機密商議工作，要摒退擺佈與史官。但起居舍人（史官）呂陶堅決抵抗，他說，“君臣議事，屏擺佈已不成，況史官乎？年夜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，是所言私也。”哲宗最后只好下詔，確立了今后議事時史官必須與聞的原則。
下面我們還提到真德秀推重的公議。真氏對公議有進一個步驟闡發：“公議，天道也。侂胄違之，則違天矣。天其可違乎？故善為國者，畏公議如畏天，則人悅之，天祐之。” 公議當然也是一道束縛君主的繩索。歷代王朝中，宋代可以說是最尊敬公議的朝代，宋人本身認為，“本朝治全國，尚法則、議論。”假如君主行事分歧法式與公論，往往會受群臣抗議。
宋寧宗初即位，出現包養感情了專斷的苗頭：“進退宰執，移易臺諫，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，皆出于陛下之獨斷，而年夜臣不與謀，給舍不及議。”當時朱熹為經筵講官，不客氣地告誡天子：“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，而其事悉當于理，亦非為治之包養網dcard體，以啟將來之弊。況中外傳聞，無不迷惑，皆謂擺佈或竊其柄，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于公議乎！” 在宋人看來，君主不成專斷，即便君主作出的裁斷是正確的、“悉當于理”，這樣做“亦非為治之體”；為治之本乃是服從朝廷的公議。
至此，我們已介紹了九項約束君主的機制：天、誓約、事理、祖宗法、條貫、國是、經筵、史官、公議。此中，“不得殺士包養app年夜夫及上書言事人”的誓約、“全國惟事理最年夜”的君臣共識、“共定國是”的機制，都是宋代獨有；其他幾項雖非宋朝獨有，卻以宋制最為發達。
政體結構
我們立刻要說到的第十道約束，對君權構成了最為無力的掣肘，這即是宋朝強年夜的士年夜夫集團，或許說，是宋朝特別的政體構造。
在宋朝，“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”是君臣的共識，士年夜夫成為管理國家的主體，而不是君王的東西。歷代王朝當中，宋朝的政體可以說是最為純粹的士年夜夫政體。盡管君主具有最愛崇的位置，最高的裁決權，又是百官的權力源，但按宋人的幻想，君主的最佳狀態是作為主權的象征、品德的榜樣、禮儀的代表，并不需求具體執政；國家的管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、更替、士年夜包養一個月夫組成的當局執掌。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，這叫做“虛君共和”；用宋人本身的話來說，叫做“權歸人主，政出中書” 。
在這樣一種由士年夜夫主導的政體中，專斷的君權是難以展開的。假如君主張欲攬權，立刻就會遭遇士年夜夫集團的強烈抗議：“今百司各得守其職，而陛下何如侵之乎？”“皇帝而侵宰相之權，則公平已矣！”
為了說明具體政治過程中政體結構對于君權的約束與掣肘，我們無妨來了解一下狀況元豐改制之后一道詔敕（即俗稱的“圣旨”）的出臺流程。你如果以為宋朝的天子喝一聲“擬旨”，然后口傳一道圣旨，圣旨立刻就成為效率至高無上的法令，那確定是被古裝電視劇誤導了。實際上，宋朝君主的詔敕，從草擬到失效，需求經過很是嚴密的法式。
詔敕當然是以君主的口氣書寫，以君主的名義發布，君主當然可以直接授意擬旨，但更常見的情況是，宰相機構先將意見寫成札子（這個意見往往要經廷臣合議），進呈天子，獲認可，再授意草擬詔敕。不論旨意來自天子自己，還是出自宰相機構，都歸中書省的中書舍人草擬（年夜除拜的內制則由翰林學士草擬），并不是說天子指定哪一個親信太監年夜筆一揮就能夠變成一道圣旨。
宋代中書舍人的職責有二，一為“制詞”，即根據君主或宰相的旨意草擬詔敕，這個旨意宋人稱為“詞頭”，中書舍人有一項特權：假如他覺得詞頭分歧法式，可以拒絕草詔，這叫做“封還詞頭”，是宋朝法令明確賦予中書舍人的權力：“事有掉當及除授非其人，則論奏封還詞頭” 。宋仁宗朝時，蔡襄當知制誥，“每除授非當職，輒封還之；帝遇之益厚” 。
假如中書舍人認為詞頭并無什么掉當，或許他懶得多事，總之將詔敕草擬好了，也寫得很美麗，便可以進呈天子“御畫”（認可），構成“錄黃”（因其以黃紙抄寫）行下。草擬的法式至此結束。
但錄黃的行下也要走復雜法式：“授門下省，令宣之，侍郎奉之，舍人行之。” 即由中書令、中書侍郎、中書舍人順次在錄黃上簽名（不過宋代凡是不置中書令，例由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行使相權，宣奉詔書），這叫做包養管道“宣奉行”，然后才付門下省。宋代中書舍人的第二個職責，就是“宣行”錄黃：“授所宣奉詔旨而行之” 。
由于草詔的中書舍人與宣行的中書舍人未必是統一個人（因為中書舍人是輪值的），假如宣行的中書舍人認為詔敕不當，他包養軟體有權拒絕“宣行”，即拒絕在錄黃上簽名，實際上就是駁回詔敕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七月，時任中書舍人的蘇軾就駁回了一道計劃“給散青苗錢斛”的錄黃：“一切上件錄黃，臣未敢書名行下”，因為蘇軾堅持認為，自熙寧變法以來，發放青苗錢貸款已演變成一項惡法，“二十年間，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，不成勝數，朝廷忍復行之歟”？
假如負責宣行的中書舍人并無異議，便可在錄黃上簽名，表現通過，這叫做“書行”，然后發至門下省審核。
門下省的審核法式為：“若制詔、宣誥下與奏鈔、斷案上，則給事中讀之，侍郎省之，侍中審之。” 即由給事中、門下侍郎、侍中順次審讀、簽字（不過宋代凡是也不置侍中，例由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包養網dcard郎行使相權，審讀詔書），實際上負責審核錄黃的就是給事中。給事中假如認為詔敕不當，也有權力封駁。宋代給事中封駁詔敕的權力也是法定的：“若政令有掉當、除授非其人，則論奏而駁正之。” 即將錄黃駁歸去，不予通過。我們舉個例子：南宋初，有個叫做王繼先的御醫，因為治好了高宗之病，高宗想封他為“武功年夜夫”，旨下，被給事包養俱樂部中富直柔封駁，因為這種例外的人事錄用分歧宋代的“伎術官法”。高宗說，“這是特例，繼先診視之功實非別人比，可特令書讀行下，仍諭以朕意。”富直柔不平不撓，再次封駁。最后高宗不得不“屈意從之，一切已降指揮可更不實施”。
給事中若是對錄黃沒啥意見，則簽署下本身名字，表現審核通過，這叫做“書讀”。依照法式，給事中審讀通過之后，宰相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）方得簽名。若宰相在給事中“書讀”之前先署了名，則為違制。元豐五年（1082），門下省吏人將奏鈔先送門下侍郎王珪簽署，再送給事中審核，給事中舒亶立刻提出抗議，認為此事“自非執政年夜臣（暗指王珪）怙權擅事、輕蔑朝廷，便是吏史憑附年夜臣，沮壞法則”。神宗天子只好下詔將承辦此事的吏人“送門下省別減輕罰”。
顯然，中書舍人不“書行”、給事中不“書讀”，都對天子的圣旨構成了符合法規的封駁：“凡事合經給事中書讀并中書舍人書行者，書畢即備錄、錄黃過尚書省給札實施。如不成行，即不書而執奏，謂之繳駁。”
一道詔敕經過中書舍人“書行”與給事中的“書讀包養網VIP”之后，才可以付尚書省執行，接收詔敕的尚書省長官也需求在敕尾簽字（由于宋代不置尚書令，以尚書擺佈仆射為尚書省長官，包養平台所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、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需求再簽一次名）。三省長官的簽名，體現的是宰相對于詔敕的副署權。以君主名義詔告全國的一切敕命，都需由宰相副署、且以當局為出敕機關頒發下往，“非經二府（指三省與樞密院）者，不得實施” ，換言之，沒有宰相副署的天子敕命，是不具法令效率的。
宰相副署，既體現了君權的受限、相權的行使，同時也表現詔敕出自宰相，宰相對它負責：“（詔敕）雖有不當，全國亦皆曉然，知其謬出于或人，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” 。因為君主是不克不及負責任的，只能由副署的宰相負責。也所以，君主不成以直接發布詔敕、指揮當局，富弼曾正告宋神宗：“內外事包養網單次多陛下親批，事事皆中，亦非為君之道；況事有不中；咎將誰執？”
說到這里，我們要廓清一個誤解——許多人能夠都會習慣地認為，圣旨一定是天子所發，但其實，宋朝的詔敕雖名為“圣旨”，凡是卻不是天子發出的，而是宰相機構發出的；法理上，發布詔敕的符合法規機構是宰相，而非君主自己。
假如詔敕頒布失效之后又發現有掉當之處呢，該怎么辦？莫急，宋朝還設有一道關卡——臺諫。臺諫擁有論列政令得掉、審查詔敕甚至追改詔敕的法定權力：凡是“詔令不允、官曹涉私、措置掉宜、刑賞逾制、誅求無節、冤濫未伸，并仰諫官奏論，憲臣彈舉” 。仁宗天子便見識過臺諫的厲害：“臺諫官見（詔敕）有不便，但言來，不憚追改也” （關于宋朝宰相的副署權與臺諫的監督權，我們下一篇文章還會講到，參見《宰執得以行之，臺諫得以言之——相制相維的權力結構》一文））。
現在，我們可以總結出宋代一道詔敕的出臺法式了：天子授意詞頭—中書舍人草擬（此時中書舍人有權封還詞頭）—錄黃行下—中書舍人宣行（此時中書舍人有權繳駁錄黃）—給事中審核（此時給事中也有權封駁）—宰相副署（宰相若不副署，則詔敕無法令效率）—臺諫追改詔敕。在整個流程中，各個環節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包養網心得軌制性的監督與制衡。
余話
宋代之后，這般緊密、繁復的詔敕出臺法式不復再有；對于君主的重重束縛，也被逐一解除。
朱元璋廢除宰相制，是傳統政體的一年夜變故。宰相軌制既然作廢，過往一向存在的君權與相權的相制相維，也就完整坍塌了。所以黃宗羲在《明夷待訪錄》“置相”篇中，劈頭宣布：“有明之無善治，自高天子罷丞相始也。”雖然明朝后來設立了內閣制，但明內閣不是當局的領袖，“不置官屬，不得專制諸司。諸司奏事，亦不得相關白” ，當然也不會有副署權；其職不過是替皇上草擬詔書，以及草擬批答奏章的意見稿，相當于唐宋時期的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。
不過，明代的政制尚保存一些約束君權的機制，好比，遇年夜臣有缺，由“廷推”產生候選人；內閣間或有封還天子意旨之舉；六科給事中亦有封駁詔命之權。而這三個機制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。
清廷將內閣年夜學士的品秩提至一品，看似愛崇，實則上內閣淪為傳抄文書的閑職；天子還樹立了“廷寄”軌制，廷寄的諭旨甚至不用經過內閣抄發，更別說封駁了；清廷又設軍機處，作為天子的機要秘書處，原來屬于內閣的權力轉移到軍機處，但軍機處同樣是皇權附庸，梁啟超干脆將它比方為“寫字機器”：“軍機年夜臣之送上諭，則如寫字機器將留聲機器所傳之聲，按字謄出耳。”
這些軌制上的變化，也導致了唐宋詔敕與明清圣旨存在情勢上的宏大差異。我們往看唐宋的誥命，會發現其誥文的首先，凡是是一個“敕”字，或許是“門下”二字；而明清時期的誥命，往往以“奉天承運天子詔（制）曰”開頭。這說明什么？說明唐宋時期的詔敕，例出自當局（“門下”代表宰相機構，“敕”字亦為宰相所畫），是宰相領導的當局外行使執政權；而明清時期的圣旨，例出自內廷，是“奉天承運”的天子直接行使權力。那么，君主行權與宰相行權有什么差別嗎？有。第一，君主世襲，未必皆賢，而宰相可選賢與能；第二，宰相行權，若出差錯，可以問責，而君主若出差錯，無法負責任。
唐宋誥命的誥詞之后，還有一年夜串簽名：提出詞頭的宰相、草擬的中書舍人、“書行”的中書舍人，“書讀”的給事中、副署的宰相；而在明清人的誥命上，這一年夜串簽名是沒有的，誥詞之后就是天子的鈐印“制誥之寶”。這又說明了什么？說明唐宋詔敕的出臺，需求經過層層審議的法式，每一個簽名的官員都對詔敕負責；而明清誥命的出爐，盡管也有一套法式：“本部遇有應給誥敕官員，具本奏聞，仍具印信抄本、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腳色，送中書舍人，候書寫完備，本部具印信抄本送尚寶司，于御前用寶訖，具奏御前頒給” ，但這里除了具奏天子，其余的都僅僅是技術性法式，而不是政治性法式。宋人制詔過程中的繁復審議法式，在明清時期是完整看不到的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